赖辉明(Timothy Lai):爸爸,勿让日灼我身

Longlati基金会荣幸呈现美籍亚裔艺术家赖辉明(Timothy Lai,198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吉兰丹州哥打巴鲁)首次机构个展——“爸爸,勿让日灼我身”(Don’t Let the Sun Go Down on Me, Pa),这也是他在中国的首次亮相。这批新作援引了英国音乐人艾尔顿・约翰在1974年所写的歌曲“勿让日灼我身”(Don’t Let the Sun Go Down on Me),并以“爸爸”(Pa)作为呼唤的对象进行转化。男性友人之间的情感互求被投射至父子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争执与妥协在艺术家的画面中获得显现。黄与红、紫与棕等充满活力的旺盛色调勾勒出光线独特的隐晦质感,强调了这种对抗在不断流动和变化的状态。

曼纽尔·马蒂厄(Manuel Mathieu):丝路羁旅,愚海慈航

Longlati基金会在不断推进并完善其收藏与赞助计划的过程中,试图为艺术家拓展多样的实践路径、实现全新的创作可能,故特别发起Longlati艺术家交换策展计划,今后将不定期邀请两位来自不同地区与语言背景的艺术家形成组合,担当对方于Longlati基金会所举办个展的策展人,扩大艺术家在公共话语编织乃至艺术空间生产等方面工作的参与度。

劳瑞·普罗沃斯特(Laure Prouvost):园林剧场与人类世的怪物寓言

由Longlati基金会制作的“园林剧场与人类世的怪物寓言”(Theatergarden and A Be[a]stiary of the Anthropocene)将特别展示其收藏的来自劳瑞·普罗沃斯特(Laure Prouvost,1978年生于法国里尔)的绘画与玻璃雕塑,以及普氏近期实践中众多不同媒介的作品,包含但不限于装置与手织挂毯。这些作品对面临全球气候变化的生命形式与生命转化之失向作出了侧写,同时勾勒出现代语言超越社会政治限制的无常。

马秋莎:汝肤之镜/境

Longlati基金会即将呈现“汝肤之镜/境”(The Mirror[-scape] of Your Skin)。这是Longlati基金会首次为中国艺术家举办个展,旨在集中介绍马秋莎(1982年生于北京)自2018年起在Longlati收藏和赞助计划的委任下完成的部分“沃德兰”(Wonderland)系列装置与其它在她职业生涯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品。

Longlati写作者收藏委员会(上海)

自2021年9月开始行动的Longlati写作者收藏委员会计划(上海)由活跃于上海的写作者 ——陈嘉莹、陈玺安、李素超、袁佳维——共同组织,旨在耕耘本土艺术生态并加速写 作者与年轻艺术家之间的观念互动。4位写作者每月就上海地区各大画廊与机构的当期展 览进行实地考察,包括针对相关艺术家的作品信息收集与研究,制定每月收藏方案。他 们各自提案、互相评估,最终集体投票决选出当月进入Longlati基金会收藏的作品。

Longlati基金会 | 驻·居·思:写给上海的四月日记

上海在刚刚过去的4月经历了一场惊变,猝不及防的全域封控似乎成为新的常态,整座城市无奈陷入踌躇。

Longlati基金会写作者收藏委员会的四位成员——陈嘉莹、陈玺安、李素超、袁佳维——特别发起此次分享,谈谈各自在遭遇闭环管理过程中的工作界面与生活方式,试图重新思考与所处空间的关系并从中探索自我的延伸。

借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筑·居·思〉(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一文中提出的空间观念——个体必须通过其在空间中的“逗留”来理解其“存在”与“栖居”状态,此次分享以间断性的“驻”作为核心命题来统摄建设性的“筑”与日常性的“住”,并将其追溯到这段时间里所有触手可及之事物及其所属的领域之中。

此次分享亦邀请到与Longlati基金会有所合作的驻沪画廊业者代表——蔡珺珺、Francois Ho、王若琳、周冰心、张哲源——联合发声。

当朱迪·芝加哥来到泸沽湖——回顾2002年的一场艺术运动

1998年,在伦敦读书的卢杰在反思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中缺乏历史观、哲学、文化研究理念的状况时,想到了以“长征”这样一个结构去重新回顾、思考、重走,把历史与当下串联在一起的艺术行动。这便是日后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长征计划”诞生的渊源。卢杰提出“将当代艺术放置于人民群众当中去进行相互校验,改变当代中国艺术与生活脱节、与大众的需求脱节的圈子化精英主义现状,创造富有生机的文化艺术局面”[1]的理念,尽管不乏其理想主义精神,对于卢杰的理论研究学者身份和“长征空间”创始人的身份,长征计划的浪漫性和它的严肃性,学术性和它的草根性,政治性和它的社会性,观念性和它的可视性…在2002年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化的发展最为迅猛的时间节点上的启程,都让今天重新审视这场具有宏大野心的艺术运动的初衷和传承意义重大。

从“早产”到“绝育”——对“泸沽湖项目”的重审

很抱歉用了一个十分具有繁殖主义的标题,但为了描述这场轰轰烈烈的女性艺术运动,不得不考虑到女性想要挣脱的生育枷锁,以及生育焦虑不厌其烦地转嫁到女性之上,这其中透露了历史上的多少无奈和惨剧。这场发生在2002年的艺术运动以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发生得过晚,但或许在这片水土上发生的为时过早,导致没有激起相应的探讨、辩论、反思,以至于后世的艺术家们在近20年来都没能形成如此量级的艺术运动,后来的所有的“女性”艺术展或艺术项目都仿佛女性已经不再痛了。

现代性的战场:近代中国女性的身体(下)

国共时期后的毛泽东时代,对于女性身体的西方凝视逐渐退却,但存在着许多新的纷争。这表现为妇女解放运动中萦绕在女性身上的话语,身体既成为表征的修辞手段,又充当着辩论的本体论基础。这些话语大都受生物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影响,强调性的本质差异。即使当时很多人推崇秋瑾式的女英雄人物,鼓励女子“成为男人一样的强者”,但二者实则殊途同归,都局限在本质主义的性别框架中。性别的本质主义话语源于西方学者的论述,如蔼理斯(Havelock Ellis)和葛底士(Patrick Geddes)的学说[1]——前者主张男性主动女性被动的性别动态模型,并相信性行为应该以繁衍优良种族为目的;后者则将性差异还原为血液的差异(男性的血液分解代谢,发散体能;女性的血液合成代谢,储存体能以便于生殖)。虽然这些“科学”论断在如今已站不住脚,但在那个时期却占据了主流位置。它们不仅一致强调性别本质的差异,也强调女性在种族存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最终导致性别本质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合流,发展出女权主义保守国家民族主义与激进国家民族主义两种模式:一方以日本明治政府宣扬的“贤母良妻”为代表,提倡家庭是女性的生活重心,另一方以马克思主义母性主义为代表,强调妇女应该通过经济独立获得性别平等,重视妇女的生育状况,并将家庭和谐与国家民族的建设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