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glati写作者收藏委员会(上海)

自2021年9月开始行动的Longlati写作者收藏委员会计划(上海)由活跃于上海的写作者 ——陈嘉莹、陈玺安、李素超、袁佳维——共同组织,旨在耕耘本土艺术生态并加速写 作者与年轻艺术家之间的观念互动。4位写作者每月就上海地区各大画廊与机构的当期展 览进行实地考察,包括针对相关艺术家的作品信息收集与研究,制定每月收藏方案。他 们各自提案、互相评估,最终集体投票决选出当月进入Longlati基金会收藏的作品。

Longlati基金会 | 驻·居·思:写给上海的四月日记

上海在刚刚过去的4月经历了一场惊变,猝不及防的全域封控似乎成为新的常态,整座城市无奈陷入踌躇。

Longlati基金会写作者收藏委员会的四位成员——陈嘉莹、陈玺安、李素超、袁佳维——特别发起此次分享,谈谈各自在遭遇闭环管理过程中的工作界面与生活方式,试图重新思考与所处空间的关系并从中探索自我的延伸。

借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筑·居·思〉(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一文中提出的空间观念——个体必须通过其在空间中的“逗留”来理解其“存在”与“栖居”状态,此次分享以间断性的“驻”作为核心命题来统摄建设性的“筑”与日常性的“住”,并将其追溯到这段时间里所有触手可及之事物及其所属的领域之中。

此次分享亦邀请到与Longlati基金会有所合作的驻沪画廊业者代表——蔡珺珺、Francois Ho、王若琳、周冰心、张哲源——联合发声。

当朱迪·芝加哥来到泸沽湖——回顾2002年的一场艺术运动

1998年,在伦敦读书的卢杰在反思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中缺乏历史观、哲学、文化研究理念的状况时,想到了以“长征”这样一个结构去重新回顾、思考、重走,把历史与当下串联在一起的艺术行动。这便是日后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长征计划”诞生的渊源。卢杰提出“将当代艺术放置于人民群众当中去进行相互校验,改变当代中国艺术与生活脱节、与大众的需求脱节的圈子化精英主义现状,创造富有生机的文化艺术局面”[1]的理念,尽管不乏其理想主义精神,对于卢杰的理论研究学者身份和“长征空间”创始人的身份,长征计划的浪漫性和它的严肃性,学术性和它的草根性,政治性和它的社会性,观念性和它的可视性…在2002年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化的发展最为迅猛的时间节点上的启程,都让今天重新审视这场具有宏大野心的艺术运动的初衷和传承意义重大。

从“早产”到“绝育”——对“泸沽湖项目”的重审

很抱歉用了一个十分具有繁殖主义的标题,但为了描述这场轰轰烈烈的女性艺术运动,不得不考虑到女性想要挣脱的生育枷锁,以及生育焦虑不厌其烦地转嫁到女性之上,这其中透露了历史上的多少无奈和惨剧。这场发生在2002年的艺术运动以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发生得过晚,但或许在这片水土上发生的为时过早,导致没有激起相应的探讨、辩论、反思,以至于后世的艺术家们在近20年来都没能形成如此量级的艺术运动,后来的所有的“女性”艺术展或艺术项目都仿佛女性已经不再痛了。

现代性的战场:近代中国女性的身体(下)

国共时期后的毛泽东时代,对于女性身体的西方凝视逐渐退却,但存在着许多新的纷争。这表现为妇女解放运动中萦绕在女性身上的话语,身体既成为表征的修辞手段,又充当着辩论的本体论基础。这些话语大都受生物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影响,强调性的本质差异。即使当时很多人推崇秋瑾式的女英雄人物,鼓励女子“成为男人一样的强者”,但二者实则殊途同归,都局限在本质主义的性别框架中。性别的本质主义话语源于西方学者的论述,如蔼理斯(Havelock Ellis)和葛底士(Patrick Geddes)的学说[1]——前者主张男性主动女性被动的性别动态模型,并相信性行为应该以繁衍优良种族为目的;后者则将性差异还原为血液的差异(男性的血液分解代谢,发散体能;女性的血液合成代谢,储存体能以便于生殖)。虽然这些“科学”论断在如今已站不住脚,但在那个时期却占据了主流位置。它们不仅一致强调性别本质的差异,也强调女性在种族存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最终导致性别本质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合流,发展出女权主义保守国家民族主义与激进国家民族主义两种模式:一方以日本明治政府宣扬的“贤母良妻”为代表,提倡家庭是女性的生活重心,另一方以马克思主义母性主义为代表,强调妇女应该通过经济独立获得性别平等,重视妇女的生育状况,并将家庭和谐与国家民族的建设联系起来。

现代性的战场:近代中国女性的身体(上)

当我们说身体是一个战场时,很难不联想到芭芭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的作品Your body is a battleground(1989)。然而这一被正负像切分的西方女性形象似乎并不足以言说中国女性的身体,虽然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和她有关,并且也总是呈现为战争。身体之为战场,一方面表明了身体的重要性。它在当代理论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尼采与梅洛庞蒂首先为哲学带来了“身体转向”[1],且由于福柯的生命政治学、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批判理论以及认知科学的具身转向,社会理论也逐渐开始关注身体。另一方面,诚如黄金麟所言,身体研究可以为近代中国研究首先提供一个不同的考察切入点,并检视一种以西方身体为根据发展而来的身体理论,最终为我们的自身存在提供一个更深入了解的途径[2]。而近代中国女性的身体,更突出显现了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王政在一次讲座中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女人的现代化[3]。她与高彦颐也曾表示:“如果没有女性身体,很难想象一个现代的中国”[4]。她通过女权主义视角重构的五四运动史可以作为一个例证[5]。而事实上,我们还可以通过回顾更多的历史事件认识到这一点。

20世纪妇女解放运动、女性主义与中西方女性艺术

纵观全球范围内的妇女解放运动(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WLM)史,它无不伴随着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变革,18世纪法国大革命带动了世界妇女运动的第一声,奥兰普·德古热(Olympe de Gouge)发表的《女性与女性公民权宣言》成为第一份要求妇女权利的宣言,而她在此不久后被送上了断头台,妇女运动在法国大革命后的一百年时间里都举步维艰。19世纪中叶,英国的工业革命使得更多女性能够参与进劳动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加之由法国大革命孕育而生的女性主义观念,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女性参政权”运动(women’s suffrage),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推广至全世界。对妇女参政、投票以及其他基本权利的争取构成了第一波女性主义浪潮(first-wave feminism),亦即“女权运动”的开端,为此后1960年代起兴盛的更为全面且激烈的女性主义思潮奠定了根基。

艳蕊聊寄背刺

1918年,格鲁吉亚 · 欧姬芙应斯蒂格利茨之邀搬到了纽约,这被视为她职业生涯的拐点:她开始非常认真清晰地对待自己的事业,系统性地作画。在所有绘画题材中,她最关注的题材是花。于其作品之中,似乎勾勒花卉成为了一种放空,她用一种透镜的入微观察,将我们对形体的体验所放大。

拥有多重他者身份的来自内部的声音——关于伊朗籍艺术家塔拉·玛达尼的创作

1981年,塔拉·玛达尼(Tala Madani)出生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在她生命的前7年,她的祖国处在现代历史最残酷的边境冲突和国家战争中,两伊战争打了八年之久,毋庸置疑成为她心灵中难以轻易愈合的创伤。玛达尼的父母亲一辈是经历了伊朗向现代化和世俗化发展的“白色革命”的一代伊朗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充满改革意识的伊朗巴列维王朝推行改善经济、提升妇女权力的种种举措,十年之后,霍梅尼建立政教合一的新政府,所有变革被彻底颠覆。伊朗从当时中东地区最开放,最先进,最富有的国家,直接跌落成为封闭,落后,贫穷的国家,妇女权利一落千丈。当年可以穿着比基尼在沙滩上享受阳光的玛达尼母亲一辈的伊朗妇女,被重新蒙上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