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战场:近代中国女性的身体(下)
国共时期后的毛泽东时代,对于女性身体的西方凝视逐渐退却,但存在着许多新的纷争。这表现为妇女解放运动中萦绕在女性身上的话语,身体既成为表征的修辞手段,又充当着辩论的本体论基础。这些话语大都受生物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影响,强调性的本质差异。即使当时很多人推崇秋瑾式的女英雄人物,鼓励女子“成为男人一样的强者”,但二者实则殊途同归,都局限在本质主义的性别框架中。性别的本质主义话语源于西方学者的论述,如蔼理斯(Havelock Ellis)和葛底士(Patrick Geddes)的学说[1]——前者主张男性主动女性被动的性别动态模型,并相信性行为应该以繁衍优良种族为目的;后者则将性差异还原为血液的差异(男性的血液分解代谢,发散体能;女性的血液合成代谢,储存体能以便于生殖)。虽然这些“科学”论断在如今已站不住脚,但在那个时期却占据了主流位置。它们不仅一致强调性别本质的差异,也强调女性在种族存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最终导致性别本质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合流,发展出女权主义保守国家民族主义与激进国家民族主义两种模式:一方以日本明治政府宣扬的“贤母良妻”为代表,提倡家庭是女性的生活重心,另一方以马克思主义母性主义为代表,强调妇女应该通过经济独立获得性别平等,重视妇女的生育状况,并将家庭和谐与国家民族的建设联系起来。